最近，南京博物院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据报道：1959年，著名收藏家庞莱臣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137件古代书画。然而，去年庞家后人想查看这些藏品时，发现其中五件无法看到。其中一幅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疑似出现在北京一家拍卖行的预展上。
面对质疑，南京博物院回应称，这五件作品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专家鉴定为“伪作”，并按规定进行了“划拨调剂”。但公众的疑问并未就此打消。
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中，不能轻易作结论，但公众的关注已超越了对单一事件的追问，它包含了几重更深沉、更迫切的期待，值得各地文博机构思考。
第一，博物馆接受社会各方捐赠藏品及后续妥善保管的流程制度应进一步完善明确。
博物馆对捐赠并非“照单全收”，研究、鉴定、分类和处置是应有流程。当私人藏家将藏品捐献给博物馆时，处置流程和后续结果理应让捐赠者知晓。无论是鉴定过程、处置程序还是流向追踪，都应该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简而言之，相关流程制度应该更加公开透明，更加细致完善。
第二，是期待“网红”之外，博物馆守住“初心”。
近年来，“文博热”席卷全国，很多博物馆在展览策划、文创开发上颇费心力，甚至成为“网红”吸引大批观众，这当然是好事。但真正的“卷”，绝不应该只停留在打卡和文创上。博物馆的职责，是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让文物得到妥善保护，让文物的价值在公众中传承发扬，是博物馆必须守住的初心。
民间捐赠是博物馆文物的重要来源，国内一些大型博物馆所藏珍贵文物中的捐赠比例接近1/4。捐赠者的每一次义举，都是对博物馆的信任与托付，博物馆应该守护好这份信任，这不仅是对每一件藏品、每一位捐赠者的尊重，也是与捐赠者和公众一道守护文明传承的历史责任，绝不可辜负。
第三，也是最紧要的，是期待文物安全漏洞被彻底堵上。
公众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博物馆系统内部的管理漏洞和监守自盗案件，曾不止一次发生。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在2002年至2010年间，利用职务之便，用自己临摹的赝品调包了馆内143幅名家画作，其中包括齐白石、张大千等大师的真迹，涉案金额逾亿元。这些真迹被其委托拍卖，而赝品在馆内竟存放多年未被发现。
在此之前，安徽寿县博物馆失窃案也备受瞩目。1996年，该馆7尊珍贵的明代青铜罗汉像夜间被盗。事后调查发现，博物馆负责人挪用了省文物局下拨的专项安全经费，导致必要的报警设备未能添置，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至今，这7尊罗汉中仍有4尊下落不明，甚至被收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
这样的文物安全问题在国际上也多次发生。大英博物馆曾被曝出2000件未展出藏品失踪、被盗或者受损，一些藏品的部件甚至被当成废品出售。馆方还将一名前员工告上法庭，指控其监守自盗。大英博物馆时任馆长也因此引咎辞职。就在今年10月，法国卢浮宫也发生盗窃案，光天化日之下，窃贼在短短几分钟里就盗走数件价值巨大的珍宝。
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告诉我们，外部安保、内部监管如果失灵，是文物保护最大的隐患。它伤害的不仅是国家的文化财富，更是整个文博系统的公信力。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加强监管已经成为顶层设计的明确方向。今年10月，国家文物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博物馆全面强化安全意识，聚焦库房、展厅、运输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账物分管、双人进库等基本制度，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防融合的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
总之，文博机构需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来匹配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需要用最透明的机制，来梳理从收藏、鉴定到保管的每一个细节。唯有如此，历史的瑰宝才能闪耀，公众的信任才不会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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