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愈发严峻的全球局势，全球治理倡议成为继三大全球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其聚焦“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这个时代课题，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和平”“知行合一”等精髓，凸显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与行动的创新和智慧。
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困境加剧
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性问题愈发复杂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重大判断精准把握了当下全球局势的核心特征。
一是全球安全局势持续紧张。冷战以后，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东升西降态势明显，大国博弈进入新阶段。二是经济领域风险累积显现，发展鸿沟进一步扩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9%，预计2025年为2.4%，回落0.5个百分点；预计贸易增长率将从2024年的3.3%降至2025年的1.6%。
此外，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偿债压力、通胀压力、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发展鸿沟进一步加大。总之，各类全球性问题交织叠加，愈发严峻复杂，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治理赤字”。人类社会面临共同挑战，亟须共同应对。但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权威性、有效性等层面存在一系列短板。
一是全球南方代表性严重不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南方已成为参与国际事务关键变量。要和平、促发展、文明交往成为多数国家共同心声。但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而全球南方话语权较小，声音和诉求很难被听到。
二是权威性受到侵蚀。二战以后，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体系，在全球治理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上述体系的权威性正不断受到侵蚀。比如，美国频繁采取单边主义行径，多次宣布退出联合国机构与协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分歧日益突出，大国一致原则本应是大国达成共识的审慎之举，但却成了某些大国滥用否决权的遮掩。
三是有效性亟待提升。由于资金紧缺，联合国不得不削减开支，其全球运作能力受到削弱。此外，联合国系统内部也存在机构臃肿等问题。这些因素导致一些重大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进程缓慢。
全球治理还面临“增量困境”。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议题日益扩展，治理主体也渐趋多元，但是现有治理体系不能很好应对新情况新问题，难以适应时代需求。
一是议题数量不断增多与治理供应不足的失衡。以新的疆域治理为例，二战以后，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中，国家之间的领海、领土、领空等传统疆域已基本划定，但是在深海、太空、极地等新的疆域，资源蕴藏量巨大，如何开发、分配上述领域的资源尚没有达成共识。随着大国博弈的持续深化，传统议题叠加新的疆域议题引发的治理需求快速增长，但是现有治理体系中相关公共产品存在缺口。
二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呈现出数量和质量不匹配的困境。以经济领域的治理为例，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相互交织，规则数量快速上升但呈现碎片化趋势，且各项机制缺乏必要的协调与整合，导致治理的多中心化。
以新理念重构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治理层面出现许多新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挑战层出不穷。然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范式的治理模式显现出理论上的乏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进一步阐明全球治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体现了中国担当和中国智慧。
从本体论层面看，超越西方治理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一是坚持主权平等。中国提出坚持主权平等，并且将其视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和国与国之间相处的最重要准则。主权平等理念超越了以实力为准绳的现实主义理论，聚焦主权这一概念的属性，即对内的最高性、对外的独立性和不可分割性。基于对内最高性，各国的主权权威仅及于本国领土范围内部，不可外溢至别国，不能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平等的大前提；此外，不可分割性意味着主权和领土完整要受到尊重，不可凭实力限制或剥夺他国主权；对外独立性代表着各国可以自主决策，并且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无等级之分。
二是重视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关系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有“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认知，关注的是各个主体的和谐共处。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注重一元主义的治理逻辑，关注民族国家，但是忽视了其他主体。中国秉持多元主义视角，将人、自然、社会等都纳入其中，从互动中建构良性关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的主体，比如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未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尊重各方主体并且在互动中去建构、协调各方关系将是可行路径。
从方法论层面看，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国内治理实践中的“公共性”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公共性是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被定义为天下归众人共有而非君主私有。由此，引申出要“选贤任能，讲信修睦”，选举贤能者担任治理者，才能保证将权力用于改善民生福祉。“公义胜私欲”等理念也是强调公共权力的本质是服务公共利益。
二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与实践影响着中国对全球治理方案的设计。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在关于公共性的研究中，中国国家治理的公共性也体现在其全球治理理念中，后者蕴含着对全球民生福祉的追求。全球治理公共性有助于全球公共利益的实现。法者，治之端也。在当前全球治理中，中国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主张坚持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原则，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实质上也是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从治理目标看，核心是人的利益与福祉，推动治理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目标是为人类求解放。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认知，也有“知人安民”“民贵君轻”的安民之道。
民本思想历史悠久，这其中蕴含着重视民生需求的价值取向，有其积极意义。上述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全球治理价值取向。中国的主张超越霸权逻辑和强权政治，将保障各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关注的是各国人民的发展权和减贫、公共卫生等民生议题。全球治理倡议指出，各国人民是全球治理的根本参与者和受益者。要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大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除了关注民生、重视发展，中国还非常关注全球化不充分不均衡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不平等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民胞物与”“仁者爱人”，彰显了“视万民为同胞、万物为同类”的胸怀和仁爱，这一理念延伸至全球治理层面，就是中国提出的普惠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每个国家都想过上好日子，现代化不是哪个国家的特权。”这一论述表明，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寻求发展和现代化的权利，真正体现了以人的平等发展为价值旨归。
务实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实践中面临有效性不足的短板，导致某些传统议题的全球治理进展缓慢。此外，现行体系在新的疆域治理中仍处于缺位状态。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注重行动，以务实路径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强化共同行动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有“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也非常注重“知行合一”的行事逻辑。“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和理论必须服务于现实，以解决国计民生的难题为己任；“知行合一”认为知与行不可分割，互相成就，强调认识要落实到行动上。上述命题体现了中国人实干兴邦的认知取向。
延伸至全球治理领域，中国主张力求实效是治理的重要原则，以“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评价治理体系是否管用的关键指标，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此外，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也非常注重“共同”行动。传统全球治理模式没有脱离“中心—外围”的发展结构，一直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与自身的发展不相匹配。
现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在全球治理议程和事务中逐渐意识觉醒，寻求更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此，全球治理体系也应该注重共同参与，避免任何歧视性、排他性安排，在实践层面实现由西方中心主义向真正全球化的转向。
增强现行体系的执行力、有效性。增强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
一是直面当前治理中的短板与不足，革故鼎新。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增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执行力、有效性。这就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实践路径，推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比如，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多体现和反映大多数国家利益和诉求；加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平台作用，践行真正多边主义。
二是大国要担当有为，主动扛起应对全球挑战的责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士”这一兼具风骨与责任担当的形象，投射到全球治理中，大国当有“士”的“弘”之姿，反对霸权主义，大道为公，提升全球政治的公共性，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体系；大国还当有“士”的“毅”之态，在面对发展鸿沟、气候危机等严峻挑战时，不畏艰难险阻，引领各国勇担责任、共破难题。
三是践行公平正义，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执两用中”的处世智慧，反映到全球治理领域，“不偏不倚，允执厥中”强调不偏私，以公允立场对待各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家规”强加于人。不为了一己之私“退群毁约”“撤资断供”，共同维护现行体系的执行力和有效性。
抓主要矛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议题繁多复杂，现行国际制度也涵盖方方面面，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抓主要矛盾的智慧，比如，“举一纲而万目张”认为事物有主次之分，抓住“纲”就能带动其他“目”的解决。
《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强调：“优先考虑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气候变化、贸易、外空等治理紧迫性突出、治理赤字较大的领域，以及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支持联合国落实《未来契约》等方面加大沟通合作，积极凝聚共识、锁定成果，争取早期收获。”这体现了“纲举目张”的智慧。
作者：申瑞杰，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云龙，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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